玩出趣

文：周翊雯

最近學生制服禁令解不解除的問題，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的。

贊成解除制服禁令者，認為制服代表了封閉、威權、奴性、失去自由、不尊重個人等等意義。而反對解除禁令者，則認為制服代表了向心力、尊重規則、易於辨認，甚至認為制服禁令一但解除會造成服裝上的霸凌和排擠。

兩種看法都各自有各自的立場，也各自有各自的詮釋。

不論兩者立場如何，在這樣的辯論中，也可以看出服裝的符號意義是非常豐富多元的。

路在〈服裝的性別辯證〉一文中也曾提到：「放眼如今的流行，男裝與女裝互相假借轉注，結果是豐富了彼此的服裝語言。男裝少去桎梏自己的僵硬，女裝多出肯定本身的直率。」平路認為服裝的跨界反而帶來穿著體驗上更豐富的可能。但平路也指出，跨界常常是需要經歷許多次臨界點的衝突與調和的。例如女性男裝這件事，文中提到：「當時前衛的設計家Rudi Gernreich便宣稱，到了一九八○，男性與女性就可以互換衣著了。」然而Gernreich的設計圖中：「穿裙子或穿長褲的男性都是正面站著，雙手扠腰，目注前方，佔去了大部分的篇幅；而穿同樣衣服的女性則彎曲身子一旁側立，依然一副臣服的姿勢。」

女性穿男裝，一開始時仍舊是被審視的，文中也提到：「女性採取男裝的造型，目的常在引起性別倒錯的聯想，因此傳遞某種格外詭異的性感，並非為了作平權的告示，而仍然在變個方式取悅男性。」

僅管女性著男裝，一開始的確有可能是某種男權的象徵，但不可否認，若沒有這個開始，女性或許還依舊生存在服裝的禁錮當中：旗袍、馬甲、甚至纏足。所以對於女性著男裝這件事，雖然開端未必是代表女性意識的抬頭，但它的結果卻解除了女性的束縛、開展了女性活動的種種可能。所以放在時間軸裡來看，這樣的服裝革命雖然充滿了挑戰以及評價，但它最後卻成功的為女性發聲。

而用服裝來代表某種意識的抬頭，或某種權力的象徵是古今中外皆然的，因為服裝往往具備階級性、身分性。正因為它常常與權力結合，因此利用服裝來表述權力，或是利用服裝來反抗權力的現象時有所聞。因此服裝常常有著上對下的觀看或是下對上的挑戰在其中。

所以，它也充滿了革命性、挑戰性、批判性、物質性、地位性、主體性……等等。服裝常常不只是服裝，它充滿了文化符碼以及非常多的豐富性意義在其中。

而不只是現代，在古代同樣因為服裝的不同呈現而有著不同的表述。

例如魏晉南北朝的「服妖」之說。

何謂「服妖」？簡單來說，服妖就是「服飾怪異」。

服飾怪異，在現代頂多被視為奇裝異服或是怪模怪樣，但在古代，尤其某些國家整體局勢危險的朝代，服妖則不只是被視做怪誕這麼簡單。

古人認為奇裝異服會預示天下之變。在《尚書大傳》卷二中提到：「貌之不恭， 是為不肅， 厥咎狂， 厥罰常雨， 厥極惡， 時則有服妖。」或是《漢書‧五行志》中提到的：「風俗狂慢， 變節易度， 則為剽騎奇怪之服， 故有服妖。」

只要穿著不合規制，所導致的結果是嚴重的。近的來說就是不恭、不肅、不識大體，但遠的來說，則是變節易度、國之將亡了。例如漢末六朝時期。

漢末六朝時期的服妖之說早已經不是奇裝異服這麼簡單了。例如《搜神記》當中的說法：

《搜神記．卷六》：「靈帝建寧中，男子之衣好為長服，而下甚短；女子好為長裾，而上甚短。是陽無下而陰無上，天下未欲平也。後遂大亂。」

《搜神記．卷六》：「孫休後，衣服之制，上長，下短，又積領五六，而裳居一二。蓋上饒奢，下儉逼，上有餘，下不足之象也。」

一般來說，漢代時都著深衣，深衣上衣與下裳相連，長短有嚴格的規定，在裁製時衣袖、領子、上衣、下裳都必須符合規定的長短來縫製。所謂「古者深衣，蓋有制度，以應規矩繩權衡。《十三經注疏》」

而男女的深衣都是上衣稍短窄，下裳稍寬長。但雖然上短下長，卻都必須符合規制與限度，長短比例不會相差太大。但東漢靈帝，以及孫休之後的時期，男子服飾卻與規制顛倒了，成為上長下短。而女子衣裳的長短似乎也未必要符合規制，開始隨心所欲了起來，可長可短，開始由群體規則轉向了個人喜好。而這樣的服裝變形，在干寶這個鬼之董狐的詮釋裡，則為認為象徵著「大亂、上饒奢，下儉逼，上有餘，下不足」之象也。

另外一則，《搜神記．卷七》中的記載：「晉武帝泰始初，衣服上儉，下豐，著衣者皆厭腰。此君衰弱，臣放縱之象也。至元康末，婦人出兩襠，加乎交領之上。此內出外也。為車乘者，苟貴輕細，又數變易其形，皆以白篾為純。蓋古喪車之遺象。晉之禍徵也。」

裡面提到的「婦人出兩襠，加乎交領之上。此內出外也。」所謂「兩襠」亦作「兩當」，是背心式服裝。一般作成兩片，一片擋胸，一片擋背，肩部以帶相聯。兩漢時僅用作內衣，多施于婦女。魏晉時則不拘男女，均可穿在外面，成為一種便服。

兩襠的示意圖大約是如此：

而搜神記裡特別批評的「此內出外也」，意思即是把這樣原本應該穿著於內的擋胸擋背穿在外面，用我們現代的話語來說，就是「內衣外穿」的意思。

在當時，這其實是異族服裝與漢服的國際交流。

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，北方遊牧民族的女性內衣傳人中原，後被漢族女性接受穿上了身，並且張揚開來。但對於這樣的服裝革命，有著史學家身份的干寶同樣批評為：「晉之禍徵也」。認為這是晉朝短命、戰爭不斷、禍亂頻仍的開始。

更不用提他在〈卷七〉中記載的這一則是多麼的嚴重了：「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，此縞素凶喪之徵也。初，橫縫其前以別後，名之曰「顏帢」，傳行之。至永嘉之間，稍去其縫，名「無顏帢」，而婦人束髮，其緩彌甚，紒之堅不能自立，髮被於額，目出而已。無顏者，愧之言也。覆額者，慚之貌也。其緩彌甚者，言天下亡禮與義，放縱情性，及其終極，至於大恥也。其後二年，永嘉之亂，四海分崩，下人悲難，無顏以生焉。」

「帢」是一種便帽，漢末以前，漢族男子頭上戴冠或巾，不戴帽子。只有胡人才戴帽子。但或許因為曹操頭痛的毛病，所以常戴著這種「帢」。在他的影響下，男子也開始戴起了帽子。後來軍中也流行了起來。不久之後，連士人階層也跟著這股流行潮流戴起了這種裝束。到了永嘉年間，大家把這種帽子前面的覆額去掉，稱為無顏帢。沒想到這樣的服飾變異，在史家的記錄裡，就成為「天下亡禮與義，放縱情性，及其終極，至於大恥也…永嘉之亂，四海分崩，下人悲難，無顏以生焉」的象徵。

帢的造型大約是這樣的：

你們能夠想像，原來這種「帢」，竟然象徵了國之大恥、大悲與大難嗎？

可以說，在搜神的年代、在漢末六朝時期，穿著的正確性與否，與國家滅不滅亡、民生穩不穩定是連結在一起的。更嚴重點還可以說，服裝儀容在這個時代早已經不是個人喜好的事，而是提升到了國安等級、與國仇家恨連結在一起了。

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如何穿？穿的是否正確？是非常重中之重的一件事。只要穿的不正確，在道德的觀看與品評裡，就有可能招致大亂大悲大恥與大難。

試想，萬一你今天想要內衣外穿、或是天氣太熱想穿清涼點、頭痛戴個帽子、貪圖方便想把褲管改短一點、或是覺得斧、鉞、戈、戟造型的簪笄很炫拿來戴在頭上應該很酷…等等等等，這些都是不符合裝容規制的，而這些都是會被寫入史書中做為國家滅亡、民不聊生的開端的。

那麼你還膽敢胡亂穿衣服、反對制服、不穿標準服飾嗎？

面臨國破之悲的干寶，當然滿腔悲憤，所以觀看世界的方式也會是悲憤的，我們這些太平時代的後生小輩當然對這樣的詮釋角度無可厚非。

畢竟痛苦時代的保守者，看待轉變往往會帶著一腔悲憤與道德標準進行批判。但有趣的是，充滿突破性與矛盾性的亂世之人，是否全然接受這個批判，進行標準化作業？答案似乎是：「未必」！

魏晉人們依舊故我，不把規範當做一回事，依舊穿著不合規制的衣服、內衣外穿、胡亂戴帽，戴著象徵兵器戰爭的首飾、穿著不合標準的織品、女人放膽穿起男性規格的木屐…，但不可否認，他們卻各顯風華、各展性格，留下這麼多的裝容變異給後世的我們看。

而當時被批判審視的體無完膚的胡服胡飾，在接下來的大唐盛世裡卻大放異彩，兼容並包地進入服飾體系當中，成為風尚的代表，甚至改變了漢人的審美觀念，進入了漢人的生活圈中。

所以所謂的正確性、規制性，或是單一標準、唯一體例…等等觀念，其實始終都在不斷變化著。沒有一種標準是永恆的、也沒有一種標準是不能改變的。

因此，穿什麼衣服是自己的事，但如何觀看與評價則是他人的事。悠悠眾口的確是可怕的，畢竟人言可畏。尤其史家者言或是當權者、文化人的看法更是，因為他們極有可能把這一切都記錄下來，留芳百世或是遺臭萬年……種種詮釋都可以讓你的裝容成為一種「服妖」。

但不可否認，如果全然以他人的眼光與標準來著裝打扮，那麼，古今中外這麼多膾炙人口的服裝革命，或是掙脫束縛的服裝改革也就不可能完成了。

所以，制服與不制服、正規與違規、平權或是歧視……種種關於服裝的爭議辯論與對話，放在時間軸裡來看，或許，也沒那麼絕對的是是與非非了。

作者介紹：

　　周翊雯，魏晉人，好閒散、好發呆、好臥窗下。

　　窗外扁柏一株，樹大招風，涼風偶至，便自覺羲皇上人。

次回預告：〈從服裝解禁談起：我看明代「女扮男裝」的扮裝故事〉
　　今年5月教育部宣佈「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」後，掀起一股輿論熱潮，網路上出現正反兩方的聲音，不少名人也加入了論戰行列，各有各自的理由，例如：有人認為規定就是規定，制服解禁形同沒有規矩，學生穿著奇裝異服上學，會失去學生應該有的樣子，但持相反聲音的人便反問：「那學生的樣子又該是什麼樣子呢？」也有部分民眾認為制服早該解禁，「制服解禁」是服儀自主運動的一大進展。